在我书房的案头，始终挂着一幅照片，那是1938年春节，我、黄知真、陈丕显三个红小鬼与曾山、刘英、涂正坤等领导同志的合影。这是我生平第一张照片，也是我最珍贵的照片之一。如今照片上的7个人仅存我一个人在世了。这张照片建国后被军事博物馆收藏陈列，题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部分领导干部合影”，我请军事博物馆又为我复制了一张。60多年了，我一直珍藏在身边。看到它，我就想起了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战友；看到它，我就深深怀念曾山同志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看到它，我总觉着我的好领导、好兄长曾山同志并没有离开我，而是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看到它，我的思绪就回到当年在曾山同志领导、培育下工作的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多少亲历的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听到曾山同志的名字是1930年10月7日10万工农攻占吉安庆祝胜利的大会上。那年我16岁，任永新县少先队总队长，带领永新县少先队员1万余人参加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10月4日配合红军攻下吉安，10月7日我率队参加了10万人庆祝大会。当时我们离主席台很远，看不清楚，从远处听到主席台上有毛泽东、朱德、黄公略等领导的名字。我记住了有个领导叫曾山，在大会上讲话，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时隔三年，1933年10月，苏区中央局为加强湘鄂赣苏区的领导工作，派出由46位同志组成的工作团奔赴湘鄂赣，我是成员之一。工作团途经江西省委驻地兴国时，受到了江西省委、江西军区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热情接待。在那里，我又一次见到了曾山同志，他还同李富春（省委书记）、陈毅（军区总指挥）等领导同志一起请我们吃饭。从此，曾山同志平易近人、稳重朴实的形象便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1937年8月，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后与党中央取得联系。9月，湘鄂赣省委改为特委，涂正坤同志任书记，我任青年部长，直属长江局领导。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在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成立，湘鄂赣特委党的关系转至东南分局。特委决定，由涂正坤和我去东南分局汇报工作。当时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道任宣传部长（对外是办事处主任），陈毅任军事部长兼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邓振询任民运部长，李坚真任妇女部长，陈丕显任青年部长。
1938年春节前夕，我和涂正坤在秘密交通护送下从平江经长沙转乘火车到达南昌。曾山、黄道同志接见了我们，听取了汇报。曾山代表东南分局对湘鄂赣特委建立以后以新四军驻平办事处为掩护，开展统战、抗日救亡、建立和恢复发展党组织等工作给予肯定鼓励，同时研究讨论了今后的工作部署，并留我们在南昌过春节。春节过后，东南分局决定从各地抽调一批同志到分局任巡视员，以加强对所属各地区党组织的指导和联络，曾山同志经与涂正坤同志商定，留我在分局任巡视员。自此，从1938年2月到1940年10月，我在曾山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从一个青年工农干部逐步成长为承担一个地区党的工作的领导干部。
曾山同志所领导的东南局组织部真正是一个温暖的干部之家。他把干部视为党的宝贵财富，对干部体贴入微，他身教重于言教，处处以身作则。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他对干部严格要求，在生活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精打细算，不舍得多花一分钱，对干部则尽心照顾，无微不至。小如吃住，大到婚姻，都一一安排妥贴。夫妻分居两地工作的干部，他千方百计安排他们隔一段时间见一面。对我们这些战斗在敌后第一线工作的干部更是关心备至，尽可能减少我们的后顾之忧。使我们在艰苦条件下，能心情舒畅、团结友爱、努力工作。我这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几乎天天跋山涉水、钻洞入林、居无定所的红小鬼，自踏进东南分局，真像回到家一样，处处感受到曾山同志兄长般的关心呵护。
今年5月5日，是我和严永洁结婚60周年纪念日（俗称“钻石婚”），孩子们回来吃饭时，我禁不住又向他们回忆起60年前的那段往事。那是1939年春天，东南局批准我们结婚，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我们选定这天，在皖南新四军岩寺兵站的一个小房间内结婚，房间内仅一床一被（严永洁同志从赣东北赶来岩寺途中为摆脱国民党特务跟踪把行李扔掉了）。几天后，我们到达东南局所在地皖南泾县云岭丁家山村，受到曾山等同志热烈欢迎，他特别批准并亲自主持举行了一次会餐，李坚真、温仰春、王一凡等同志参加，庆祝我们结为革命伴侣。餐桌上没有摆酒，也没有鸡、鱼，只有一点肉，但是大家如同一家人，吃得很开心，并一起唱起了抗日歌曲……婚后十几天，曾山同志安排严永洁留在东南局妇女部，在李坚真大姐领导下工作，我则受命去宣城组建苏皖特委。严永洁怀孕后，为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她不想要孩子。听说吃奎宁能打胎，就托人去搞药。这件事让曾山同志知道了，便找小严谈心，劝导她要把孩子生下来，千万不要吃奎宁。考虑到当时住地生孩子条件欠缺，他又与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联系，安排小严去环境条件相对好的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生下了孩子。
曾山同志对我的培养教育令我终生难忘。我是个孤儿，放牛娃出身，14岁参加革命时还是个文盲。1938年春节后，曾山同志抽调我到东南分局任巡视员，根据形势需要，后又选调我任赣东北特委书记。此后，我先后调任苏皖特委、苏皖区党委和皖南特委三个地区的书记。在当时从内战到抗日的历史转折关头，每到一个陌生的地区，面对全新的环境，承担一份更重的担子，以往积累的经验固然宝贵，但显然不够用了。怎么办？曾山同志经常对我们讲，要肯学习，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多动脑子，集思广益。对我的要求尤其严格，要我抓紧学习，提高政治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他言传身教，逐步成长起来，学会了怎样团结一班人在艰苦环境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开展党的工作。
1938年春，我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当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曾山同志指示我，利用合法身份，在抗日团体的流亡青年中物色对象，对积极分子重点培养、教育，经过实际工作考验，从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培训干部。我按照这一指示，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先后秘密吸收了李广、钱敏、陈野萍、严永洁、程桂芬等100多名青年入党，分别派往国民党政权和群众团体工作，这些同志后来成为我党开辟苏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曾山同志处事沉着、周密、稳重的工作作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在敌后工作，不像今天这样有良好的通讯、交通条件，遇事可以及时请示汇报。除了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外，更多地要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做好工作。往往需要反复权衡，既要果断，又要慎重，在这种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稍有失误，就可能招致重大损失。曾山同志像兄长般关心我、帮助我，手把手地教导我。我也充分利用战斗和工作之余，读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和革命文艺作品，日积月累，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使我受益匪浅，这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记得1942年我奉中共华中局指示经上海到浙江国统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当时环境艰难，不能带任何文件。因此在启程前我抓紧时间，反复重温了有关领导关于浙东工作的指示，如党中央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战略部署的安排，毛泽东、朱德给刘少奇、陈毅、饶漱石有关发展浙东游击战“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等电报内容及谭震林同志介绍的浙东情况等。还从华中局要来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及苏中、华北等地区工作经验等材料反复阅读，结合对浙东地区情况的了解，经过反复思考，对如何开展工作形成了一个初步思路。南渡浙东后，1942年7月18日，我在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国内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是我根据记忆的文件精神和口头指示作的即席讲话。现在谈起这件事，孩子们都很惊奇地说，他们再年轻十岁也做不到。其实这是在曾山同志严格要求和培育下，通过环境的逼迫锻炼出来的。
1940年2月，我在去苏皖区党委工作紧急转移时不慎落水，当时天寒地冻，我身穿棉袍又不会游泳，幸有警卫员将我救出。此后低烧、咳嗽不止，医生诊断为肺病，已难以坚持工作。曾山同志得知后决定我与皖南特委邓振询同志对调，让我去环境相对安定的皖南特委工作。1940年10月下旬，东南局机关和新四军军部准备撤离皖南，我因病未见好转，行动不便，曾山同志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你去上海治病，严永洁在上海有社会关系，经我批准已去上海，你治好病后到苏北去找陈毅同志。”我坚决要求留下和机关一起行动。最后，他只好请项英找我谈话，项英几乎用命令的口气，我才不得不服从。10月底，经曾山同志悉心安排，我由芜湖工委胡家睦（即李友白同志）护送，坐船沿江而下经日寇占领的芜湖，到南京转火车安抵上海。从此，我离开工作了近三年的东南局，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战友，离开了曾山同志，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建立新中国之后，尽管我和曾山同志在不同岗位工作，但我仍把曾山同志当成老领导，时有往来。曾山同志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身处逆境仍然不忘关心他人的优秀品质，现在回想起来，令我感慨万千，思念不已。
1964年10月，曾山同志和陈少敏大姐率国家机关农村社教工作队进驻曲阜县小雪公社北兴大队，我带领山东省委工作组在邻近的陈庄公社岳家大队。那时曾山同志已65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但他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按定量吃地瓜等粗粮。我老伴严永洁听说后，趁曾山同志派秘书来济南取文件时，把核桃仁、花生米碾碎，加了点白糖，装在一个瓶子里托秘书带给曾部长。但秘书怎么也不肯接手，他说：“严大姐，我不敢接受啊。曾部长有言在先：‘你要收礼物搞特殊化，就开除你的党籍！’”
曾山同志非常关心山东的工作和山东人民的生活。他在曲阜搞社教期间我去看望他，那时他任内务部长，分管救灾工作。他说，山东近几年工作不错，就是老天爷不帮忙，年年春旱夏涝。我说，省委已下决心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向他介绍了临沂地区从1959年开始大规模治山治水、初见成效的情况，建议他去看一看。1965年4月，曾山同志专门去临沂地区考察了水库、水渠、排灌、梯田、水土保持等工程，还实地看了南稻、南桑、南茶、南竹北移试验田，连当地社员群众的小创造小发明如缓水坑、滤沙池都一一仔细观察。考察结束后他很高兴，对当地干部说：“毛主席是很关心山东的，说山东人民是实干的，是艰苦奋斗的。”“你们的经验也是比较完整的。治山的经验，不仅你们自己可以用，山东可以用，其他地方也可以用。西北完全可以用。”不久前我重温这篇讲话，深深感到，那时曾山同志深入了解临沂治山治水情况，已是在探索改变救灾工作中单纯向国家伸手要钱的状况，走一条治山治水、发展生产与抗灾救灾相结合的路子。
曾山同志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身处逆境仍然关心我的情况。“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在山东受到不间断地冲击和批斗，到1967年初，又被打倒、夺权。这年上半年，曾山同志也受到造反派冲击、批斗，家门口墙上贴满了造反派的大标语。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曾山同志仍很关心我的情况。我的大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节假日和星期天常住他家。每次去，他都要仔细询问我的情况，反复地叮嘱说，山东工作不错，省委是个好班子，你父亲没什么问题。你们自己要注意言行举止，不要出问题。有一段时间，我的大儿子学校里武斗，曾山同志就把他留在家里住下，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1968年10月，我大儿子被分配到贵州军垦农场，临行前向曾伯伯、邓妈妈告别。曾山同志专门叮嘱他说，你路过济南要设法见你父母一面，转告他们没什么问题，要相信党，也要相信自己，注意保护身体。我大儿子问他：“外面大字报有毛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到爸爸说：‘谭启龙来了没有？他是红小鬼，放牛娃出身，有什么问题？’但在山东没有传达，是否确有此事？”曾山同志点了点头说：“我亲耳听到”，并让他转告我们。我大儿子路过济南，几经周折，总算分别见了我和严永洁一面，但因有造反派在场，曾山同志的问候也没能转达给我。严永洁倒是机敏地问了一句：“阿留（曾山同志二儿子的小名）家好吗？大儿子回答说：好。后来解除隔离后，严永洁对我说：“听到这句话，我知道他见到了曾山同志，他安好，我们就放心了。”
我与曾山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70年。那时我被安排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劳动，先住厂里，后住中直招待所，每天坐13路公共汽车上下班。这年夏天，我被分配到福建省工作。行前，曾山同志约我去他家吃饭，他怕我找不到东四九条他的住所，亲自步行到张自忠路车站等我。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1972年春节过后，我的三儿子从福建经北京回东北，我让他代我去看望一下曾山同志，并带去全家在福建团聚的照片。曾山同志见到照片后高兴地拍着我三儿的肩膀说：“你看现在多好啊，那时就怕你爸爸妈妈想不开。”想不到，仅过一个多月，曾山同志就不幸离开了我们。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话中饱含着他对我兄长般的关切之情，想起这件事，我的心情至今难以平静，我对曾山同志的思念之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曾山同志离开我们整整27年了，今年12月是曾山同志百年诞辰。值此建国50周年和曾山同志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和对曾山同志无尽的怀念。
（作者系原中顾委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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